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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貧困”現象的實質是個體失靈

發布時間:2020-12-19 11:03:54 已有: 人閱讀

  上一部分我們將“精神貧困”現象歸納為兩種類型:“無志”和“無為”并從心理和行為機制上進行了分析。那么“精神扶貧”具體應該如何做,使“無志”轉為“有志”,使“無為”變為“有為”呢?本文通過對國內外的一些經驗做法進行梳理,希望能夠為解決“精神貧困”現象提供政策啟示和方法參考。

  “等靠要”和懶惰現象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可能是上述幾種原因的綜合結果。對于小范圍內的懶惰現象,可以將激勵從物質收益轉移到社會聲譽,利用社會規范,治懶惰拔窮根。典型的案例是湖南十八洞村實行的“思想道德星級化管理”。其成功原理是將“主動脫貧”和“利他行為”轉變為“面子”即社會規范,并以公示評分的方式促使個體在社會壓力下轉變行為,最后實現了村民由“看”到“干”的角色轉換,并由此生發出脫貧攻堅的動力。

  當爭戴“貧困帽”已經成為一種風氣的情況下,必須要將傳統的宣傳手段轉變為有效的“營銷”手段來做到移風易俗。傳統宣傳手段的實質是說教,“營銷”手段的實質是“說服”,即帶來心理感受。一種有效的“營銷”手段是喚起社會認同感,即對于群體身份的認同和對群體榮譽的維護。最典型案例是1986年美國德克薩斯州的“Don’t mess with Texas(別給德克薩斯添亂/弄亂)”標語成功地減少了在高速路上亂丟垃圾的社會風氣。我國黨政宣傳部門轉變宣傳思路,有意識地借鑒商業營銷的經驗,針對“等靠要”和“不勞而獲”的行為專門設計標語,借助廣告、傳統、網絡社交媒體廣泛傳播,最終做到移風易俗。

  對于志向水平低和信念消極的心理問題,還是從心理干預著手。要通過專業心理干預手段去實現做到提出的給貧困戶送溫暖,送志氣,送信心。積極心理學中的積極心理干預為解決此類問題提供了大量可行的方法,核心就是對于貧困者積極特質、情感和情緒的喚起和促進。已經有證據表明自我肯定訓練對于提升貧困者的志向水平有顯著的作用[13]。

  為了應對污名化等問題,在未來扶貧工作和宣傳中,對于貧困要有更正面更積極的表述,可以考慮用“后富者”代替“貧困戶”的說法。扶貧工作者在扶貧過程中,與貧困者的溝通更自覺地注意工作方式方法,要更有人文關懷,幫助減少引起貧困者對于自身弱勢身份的感知。

  解決安于現狀就是改變參考點,最關鍵在于最大限度降低貧困者感知到的損失概率,盡量提高感知到的收益概率。首先要為貧困群眾選擇收益有保障、損失概率小的項目;其次,金融機構要專門設計針對扶貧的特種保險產品,盡最大可能降低風險;再次,扶貧工作機制、與貧困人口的相關政策制度要有穩定性、延續性,貧困戶聯絡干部盡量保持穩定,增加貧困者的確定知,促使其采取行動;最后,要耐心地給群眾算清楚成本和收益兩本賬,要給貧困群眾送信心、送決心。

  解決短視和低自控力問題,社會聲譽和社會規范依然是有效的手段。同時,設定目標、承諾機制,以及積極行為的及時獎勵也將有助于貧困者增強自控力,達成長遠目標。

  個體低質量的決策需要從有效信息的提供來解決。針對貧困人口的政策需要盡可能地簡化,以降低貧困者決策和申請的難度。扶貧政策可以提供簡化而有效的決策信息,將概率凸顯表征為預期收益,糾正個體對于概率的錯誤感知;同時設計一些建立在自由選擇基礎上的有利于貧困人口的默認選項,提高經濟決策質量。

  針對個體的經濟決策,要為扶貧者設立“經濟顧問”,其主要職責是幫助貧困者做出更理性的決策。“經濟顧問”可以由扶貧干部擔任,但最好的形式是通過社會組織招募志愿者,專門為貧困者提供經濟決策咨詢。最后,如果一些錯誤決策是社會風氣帶來的,比如攀比、,可以考慮用宣傳營銷手段解決。

  以上提出的各項政策方法基于個體的行為洞見(Behavioral Insights),與傳統公共政策有較大的區別,學界一般稱之為“行為公共政策”(Behavioral Public Policy)[14],目前還處于研究和探索階段。中國扶貧中“精神貧困”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學術界還繼續從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心理學等多學科交叉的角度進行研究、分析。實踐界也要不斷總結成功經驗,加強與同行和學術界的交流,爭取舉一反三,創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在全面建立現代化的治理體系的背景下,必須要應對思維范式的挑戰和管理技術的挑戰[15],尤其要解決的就是治理理論發展的問題,F代化的社會治理體系應該加入個體這一治理主體。在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角度上要從政府、市場、社會、個體四個角度進行分析和解決,即建構四元治理體系。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正式將精細化社會治理稱為一項重要的治理理念。四元治理體系正是與精細化治理理念相統一的。精細化治理一方面體現在“精確診斷”上,問題界定和判斷依據都需要精準化;另一方面體現在“科學分析”上,不同主體的問題需要使用不同的理論和模型,并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判斷;最后體現在“對癥下藥”上,在精準科學判斷界定原因后要有的放矢、因地制宜選擇特定的政策工具進行干預。

  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強調:要全力實施脫貧攻堅,充分發揮優勢和制度優勢,貫徹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創新扶貧工作機制和模式,采取超常規措施,加大扶貧攻堅力度,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精神貧困”正需要通過創新的扶貧模式和超常規的政策工具來利用和矯正個體失靈來解決。個體失靈的干預是中國學界較為陌生的領域,但已經成為國際公共政策學術和實踐的前沿領域。世界銀行以及一些研究組織在世界各地從事行為政策的研究。英國、歐盟和美國也在2010和2014年先后在政府內設立了行政政策研究部門,實驗新型的行為政策工具,并在一些領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基于行為的新型公共政策,如宣傳說服(Persuasion)[16]、行為公共政策、助推(nudge)[17]等,劍指個體失靈,能夠為解決“精神扶貧”提供新思路,更能準確地預測現有政策的效果[18]。

  我國扶貧已經進入最后的攻堅階段,剩下小部分尚未脫貧群體可能陷入“精神貧困”與經濟貧困的雙重貧困陷阱之中,必須通過“精神扶貧”攻下這塊脫貧道路上的“攔路虎”。為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精神扶貧”需要頂層設計,尤其要解決扶貧過程中各主體的激勵不相容問題。“等靠要”等懶惰問題部分源于扶貧體系的不合理,助長了貧困者不勞而獲的想法。扶貧體系中一定要對于各主體的行為設計有效、正確的激勵機制,不能讓扶貧干部累死,讓扶貧資金打水漂,讓懶惰的貧困者坐享其成。同時,扶貧工作的“軟件”(制度、政策)設計和執行要穩定、可靠、更符合貧困人口心理、行為的特點。

  “精神貧困”的“診斷”要建立在數據證據的基礎之上。在建檔立卡過程中需要增加對于“精神貧困”主觀數據的收集。利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獲取的貧困人口高頻客觀行為數據也可以用于貧困人口“精神貧困”的分析,更能作為干預政策有效性的依據。

  “精神扶貧”在全球范圍內都屬于前沿領域,國外的扶貧方法不一定適用于中國國情。中國本土化的“精神貧困”在中國還沒有深入的研究,也缺少成熟有效的方法。應該設立研究基金或專門立項鼓勵高校、智庫、NGO、企業加入研究隊伍,盡快拿出有針對性、低價高效、操作難度低的精神扶貧方法。

  “精神扶貧”要求扶貧工作者具備一定的心理和行為科學的知識。一部分“精神貧困”問題的解決需要用專業的心理和行為科學方法。有條件的地方要引入有經驗、資質的心理工作者,輔助扶貧干部解決問題。扶貧干部也通過培訓學習加深對于“精神貧困”的認識,尤其要避免由于在政策執行時的不人性化而使政策效果適得其反。(杭承政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胡鞍鋼,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

 。15]藍志勇,魏明.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頂層設計,實踐經驗與復雜性[J].公共管理學報,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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